1944年，凤仪萍被日本兵抓到日本一煤矿做劳工，一年后，他带着记录工友生死的“生死簿”回到了祖国。几年前，他把那本代表着“日本鬼子罪证”的“生死簿”捐给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2014年12月13日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他给母校南京医科大学寄去了“生死簿”的复印件，再次带出了那段苦难史的述说。
“129号席锦麟、199号雷飞鹏、252号高荣生、269号李忠……他们都是上吊自杀死的。”整整70年，写在那本“生死簿”上的98个名字一直烙在泌尿外科专家凤仪萍教授心里。70年前，还是一名初中生的他被日本兵抓到日本一煤矿做劳工，那本“生死簿”就是他当年用来记录工友生死的小本子。抗战胜利后，他有幸回到了祖国，继续求学，如愿考上医学院校，并成长为一名医学教授。
在12月13日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医科大学49级校友凤仪萍给母校寄来了厚厚一沓材料：一册《北海道角田矿“共荣寮”遇难同胞人名簿》的复印件、一批1990年4月刊登他凭吊难胞新闻的日本报纸、一本日文的《第十九层地狱生死记录册》、一本《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每次下矿井，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爬出来”
1944年8月的一天，刚上初二的凤仪萍从上海浦东的家中出发，去复旦大学找一位老师。在上海外白渡桥附近，他遇上了日本兵，被抓到上海虹口的一个集中营。“这一拨老老少少300人，老的有60多岁，最小的就是我。”凤仪萍回忆说。
10多天后，他们被日军押上一搜日本运输船，送往北海道夕张县栗山町的角田煤矿。“在日本工头的监督下，我们拼命地挖煤、装车、往外推车，动作稍慢一点就会立即招来毒打。每次下矿井，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爬出来。”当年的情景凤仪萍仍记忆犹新。
由于饥饿、寒冷、劳累、惊吓和残酷的毒打，4名中国劳工先后上吊自杀。凤仪萍曾和其他4名工友往北海道的深山里逃跑，不幸被抓回，冰天雪地里，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知觉，同去的工友王正海被活活打死。
在日复一日的受虐中，凤仪萍渐渐支持不住，而回到家人身边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他想到了自杀，幸好被工友及时发现救下。大家都小声来劝他：“同胞们之中就你最小，你一定要活下去，要把我们的苦难告诉祖国人民！”
受难同胞中有两位小学的教书先生——劳工70号费度老师和劳工71号山耀良老师。两位教书先生悄悄用一个10厘米宽、15厘米长的小本子记录下先后死亡的难胞姓名，并叮嘱凤仪萍：“假如有一天能回到祖国，一定要把这个小本子带给祖国人民。”
不久后，费度老师和山耀良老师都惨死在日本。凤仪萍接下了两位先生未完成的工作，偷偷地记录一位又一位死去的同胞。和凤仪萍同批被掳去做劳工的300人，不到一年时间，被打死、饿死、病死、逼死了1/3。
1945年日军投降后，凤仪萍和幸存的同胞们坐上曾经押解他们到日本的民用商船回国返乡。11月3日，船到上海吴淞口岸，回到祖国的怀抱时，他们跪下了，失声痛哭。凤仪萍随身带回的还有那个上面已记录了98位死难同胞姓名、死因和劳工号码的小本子。
“想到那么多已经死在地狱里的同胞，觉得自己不能死”
“我回家后不到两周，因想念我而病倒在床的母亲就过世了。”每每回忆至此，凤仪萍都不禁潸然泪下。
经历丧亲之痛的凤仪萍大病一场，回家后的那年春节，“因为心里太悲痛，想去跳河自杀，但想到那么多已经死去的同胞，他们从本就吃不饱的口粮中让给我饭吃、鼓励我坚持下去，觉得自己不能死”。
1946年2月，在父亲的鼓励下，凤仪萍又一次走进上海周浦中学。他发奋学习，每天早上3点多就起床站在路灯下读书，晚上11点多还在路灯下看书。1949年，凤仪萍因家庭经济陷入困顿，只好从读了一个学期的高中肄业，直接参加当年的高考，并考上了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
1954年，凤仪萍从江苏医学院毕业后到首都北京工作，成为中央卫生部机关卫生处机动医疗队的一名医生。1955年，凤仪萍调到了南京，在南京市第二医院做一名泌尿外科大夫。1987年3月，凤仪萍受聘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尽管在1995年就已退休，但他的职业生涯并未就此终止——直到80岁才放下手术刀，至今仍然每周去医院上两个半天的门诊。
“我还会再去凭吊遇难的同胞们，这是我的责任”
从医几十年，凤仪萍一直珍藏着那本“生死记录薄”，因为“那可是日本鬼子的罪证”。却不料，那苦难的历史记载让他又一次蒙难。
1968年“文革”中，“造反派”找到他训斥：“你去日本干什么的？日本人派给你什么任务？”凤仪萍委屈不已，他回答说：“我是被迫害的劳工，不是特务啊！”重重两个耳光，凤仪萍被打掉一颗牙，满嘴冒血，耳朵嗡嗡直响。他只好哆哆嗦嗦地交出那本小册子，以证明自己不是特务。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审查将近半年，直到后来找到证人，才算躲过一劫。
小册子被“造反派”收走后，凤仪萍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终日焦虑。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夫人先后到农村巡回医疗、赴坦桑尼亚援非，凤仪萍除了战战兢兢地工作，还要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直到“文革”结束，这个小册子才被索要回来，可惜的是，前面两页已经被撕毁。几年前，凤仪萍将这本他珍藏了60余年的小册子捐给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希望能够警醒更多的世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
凤仪萍常说，“伤心事，莫提起”，但他心里始终未曾放下那群没能和他一起回到祖国的工友们。2009年8月，凤仪萍带着“生死薄”只身前往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索赔，为难胞们讨要公道，得到的答复是“那家煤矿公司1956年已经倒闭了，没办法”。痛苦之中，他始终坚持为历史真相作证，仍在四处奔走呼号。
这些年，凤仪萍接受了多家媒体访问，拿着当年冒死保存下来的“生死簿”，一遍又一遍口述那段苦难的历史。“现在我们幸存的劳工走的走，病的病，都联系不上了，就我还算好手好脚。只要我还能动得了，我还会再去凭吊遇难的同胞们，这是我的责任。”
来源：《健康报》2015年1月4日第07版
来源：《健康报》2015年1月4日第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