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南京医科大学王学浩院士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王学浩院士是中国大陆活体肝移植领域的开拓者，也是国际上较早开展活体肝移植的学者之一。 如今，他引领的肝脏外科已成为国内活体肝移植的培训和研究基地。面对每年几十万晚期肝病病人求生的目光，他说，要想走在世界医学发展的前沿阵地，必须要有敢冒风险、敢于承担责任和压力的勇气。

外国人能做，我们也能做！

1965年，王学浩从南京医科大学临床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第一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1982年在本校获医学硕士学位，1983年至1985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Starzl研究所研修肝脏外科，回国后继续在附院工作，致力于肝脏外科基础和临床研究。

“活体肝移植技术就是将健康人的肝脏切除一部分，移植到患者身上。”王学浩介绍，因为供肝来源广、质量高、相容性好，排斥发生率低，所以是肝移植一个重要方向。1986年，王学浩完成了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研修，谢绝了导师的再三挽留返回一附院。经过25个春秋的不懈努力，他和同伴们不仅建起了国内一流水平的肝脏移植中心，更闯出了一条较之普通肝移植更具优势之路——活体（亲体）肝移植，并且在这条路上书写了一串耀眼的辉煌：

1995年，实施中国大陆首例活体肝移植；2001年1月，为肝豆状核变性患儿实施移植术成功，成为中国大陆首次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完成的亲体肝移植；2001年6月，6天内为6岁患儿成功实施3次大手术，包括活体肝移植、肝动脉重建、减体积再次肝移植，国内前所未有；同年，首创供、受体肝静脉及腔静脉扩大联合成型吻合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亲体肝移植物流出道易扭曲、梗阻的难题；2002年2月，成功地为一例急性肝功能衰竭伴IV期肝性脑病患者实施中国内地首例急诊成人间右叶供肝活体肝移植；2005年,我国首例急诊劈离式肝移植，将一块供肝劈成650克、350克的两半后，分别植入一名39岁男子和一名13岁儿童的体内，实现“一肝两用”。

“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一样能做！”王学浩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45年的临床生涯中，王学浩诊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他的活体肝移植技术也让很多人获得了新生：钱华是王学浩的患者之一，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换肝后结婚生子的人。手术之后，他跟王学浩处得就像亲人一样；2003年，王学浩为生命垂危的南京大学的中科院院士游教授做急诊肝移植手术，使老院士重返工作岗位，至今健在。

此外，王学浩还率先在中国大陆建立活体肝移植技术规范化体系，完成活体肝移植领域多项开拓性工作，将活体肝移植技术向全国20余个省市推广，为活体肝脏移植在我国深入发展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而且，他还解决了诸多肝脏外科领域的疑难病症，并开创了我国肝癌早期定位和定性诊断，为肝癌的介入治疗奠定了基础。

王学浩现任南京医科大学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卫生部活体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脏外科主任，江苏省肝脏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专家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微免分会移植免疫学组组长，江苏省医学会副会长等职。

对于今天的成就，王学浩教授总结道：“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对于看准的事，我非常执著。”正是这份执著，让王学浩取得了成功。

“不管外界给他套多少光环，他还是他，从容大度。”一附院麻醉科主任傅诚章这样评价王学浩这位老同学。“可是一旦为了病人，他就敢玩命。”

活体肝移植是一种高风险、高科技、高难度的技术，手术时所取的部分肝脏的胆管、血管，特别是肝动脉非常细，需在显微镜下做吻合，同时出现的并发症多，动脉容易发生栓塞。而且因为肝脏的量比较少，能否达到受体的需要也存在问题，技术难度很大。王学浩喜欢把活体肝移植比喻成“火车头项目”，因为它需要麻醉科、重症监护、检验、心脏、呼吸、肾脏、传染以及血库甚至后勤等多个科室的密切协调配合，是医院综合能力的体现。

“手术关系到两条生命：必须绝对保证供肝人的安全，对于受肝者来说，如果移植不成则必死无疑。”王学浩回忆说，第一例手术的抉择异常艰难，当时有人担心质疑：“万一病人没救活，供肝的健康人又出危险，救命不成反伤人，这个责任谁来负？”

“这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活体肝移植是肝移植手术的方向，有这个信念，我就干下去，不管别人怎么怀疑怎么议论。”在很多人劝他放弃的时候，王学浩坚持着。巨大的风险并没有挡住他冲向肝移植技术高峰的雄心，他说，如果没有人去直面风险和挑战，中国内地的活体肝移植技术永远发展不起来，数十万晚期肝病患者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当年感觉，上手术台就跟上刑场一样。”他坦言当时承受的心理压力极大，从研究开始的第一天起，就经常失眠，经常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他曾对学生说：“如果哪一天，我因为做活体肝移植发生了纠纷而坐牢，你们能记得给我送饭就行了。”

首例活体肝移植手术后，病人存活了2个月，虽然比美国首例同类手术存活24小时进步很多，但毕竟病人没能获得理想治疗效果，王学浩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完全解除。秘书李梦云回忆：“事业刚起步时，他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往往一上台就从白天干到深夜。手术后，王主任就带领大家72小时守候在病人身边，几乎都没有正常吃过一顿饭。他追求更多的是这个技术能给病人带来什么好处。”

因为很多病人患有肝炎，所以医生随时有被感染的危险，手术台上又常有手被针戳破的情况。“根本顾及不上这些，无法避让，也不能避让。”王学浩坦言，选择了肝移植，就选择了与风险同行。

学生张峰说，当年一台手术要十几个小时，最长达28小时，病人出血太多，有时要输一万CC，有人开玩笑说他是“王一万”。但王学浩很快就找到了解决方案，把要切除的肝“套扎”起来，患者出血越来越少，有时竟不需要输血了。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外号叫 “王不输”，“不输”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他不服输。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王学浩完成了超过600例的肝移植手术，其中活体肝移植112例，平均3—4个小时就能做完一台，且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其中1/4的病人甚至不用输血，5年生存率达到75%的国际水平，最长的一位换肝人已存活11年之久，而且仍然健在。更值得自豪的是，在世界上已发生几例供肝者死亡的背景下，王学浩团队的所有的供肝者手术后都安然无恙，生活、工作一如常人。

“病人把生命交给你，你应当竭尽全力为他服务。”王学浩平静地说。 “医学没有百分之百的保险，但不做的话，病人就会死。只要技术过硬，加上有胆量和周密的计划，我还是有信心的。”

创业需要团队协作：“有他在，我们定心”

国际著名肝癌研究专家，肿瘤外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曾经评价：南医大一附院的肝移植中心具有三个“最”：“最有可能”在国际肝移植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其活体肝移植成就“最能带动”中国器官移植的发展；王学浩教授为首的活体肝移植班子 “最能体现”三个“最”——国内活体肝移植做得最早的，手术例数最多的，手术质量也是最好的。

高度评价的背后是整个团队的艰辛付出：实验室里无数个日日夜夜，决定和生命拼赌时承受的巨大压力，手术台上的连续作战，手术时精神的高度紧张，术后随时应急的备战状态，十几二十天守在患者身边的执著……这是一个精细而浩大的生命工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闪失。

肝移植中心可以说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医生们没有节假日，甚至没有白天和黑夜。别人休息的时候，王学浩却带领他的团队在紧张手术，他们没有选择，肝移植手术时机是由许多外在因素决定的，王学浩常说，一切服从病人需要，服从手术需要，这是每个肝移植中心成员的基本素质。

手术往往要持续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小时，手术后两条腿肿胀得没有一点知觉。“精神高度紧张，以至于从早到晚一滴尿都没有。常常是两顿饭都不吃，吃饱了会影响手术。但那时一点也不饿，手术下来也根本不想吃东西，只想喝水，拼命地喝水，很多人手术一结束，就疲劳地在手术室里随便找个地方甚至地上倒头就睡。”

虽然辛苦，但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却是：“不管什么手术，只要王主任在，大家就定心。”李国强博士介绍，肝移植中心有一条“不公平”的制度——“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即所有的肝移植手术，只要王学浩在场，不管他是否亲自上台手术，医疗责任都由他来扛着。而事实上，几乎每一个稍有难度的手术，王学浩主任都会出现在现场。“放心大胆地去做，出了事，我负责！”

“他总是尽量放手让科室中的每一个医生能够有机会接触肝移植手术，并不断地培养出新人，而他自己则在帮他们把关、默默地支持着他们。”李国强说。

现在的一附院肝移植中心可谓是人才辈出，张峰、李相成、孔连宝、孙培成，年龄都在40岁左右，已成为王学浩教授在活体肝移植手术中的得力助手和技术骨干，他们是王学浩教授培养的众多学生中杰出的代表。每人都有着自己的特长：张峰教授的“绝活”是在不停止血流的情况下，将供肝者的部分肝脏从整肝上切下来；李相成擅长肝动脉血管的缝合；孔连宝擅长患者病肝的切除。王学浩的人格魅力影响着科室的每一个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述着王学浩的信念：“我们肩上所扛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一个个家庭，我们的事业也推动着中国肝移植，特别是活体肝移植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

面对荣誉，王学浩显得很淡然。“欣喜与压力并存。这一天，绝不是站在顶点或高峰沾沾自喜、停滞不前的一天，我还是要坚守在学术和临床的第一线。如何在原有学术成果上再进步？如何带好新人？这些都是新课题。”眼下，他和他的团队在研的细胞制剂将有可能替代或部分替代目前毒副作用大的免疫抑制药物。该项目如果成功，将有可能成为人类移植免疫治疗里程碑的事件。

王学浩说，他如今每周还上半天门诊，上两次手术。他希望今后都会和往常一样每周上门诊、做手术，和伙伴们一起攻克“肝病难题”。 （来自南京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