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人民医院，47岁、患有法洛四联症先天性心脏病的史先生不久前接受了一次重大心脏手术。

“拜托你，能不能帮我了却一个心愿？我要捐献遗体！”出院前两天，术后恢复良好、气色不错的史先生神色郑重地问身边的医护人员。

突如其来的要求让史先生的亲友有些不知所措，史先生主动表明心迹：“医生说法洛四联症的病人能活到40岁的，100个里不超过3个，我今年已经47岁了。对我来说，从10岁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多亏了这家医院给了我更长久的生命。死后遗体火化或是捐献都一样，捐给医院可以有些用处，说不定还能帮助其他的病人。”

史先生出院前夕，一家人准备了一个简单又郑重的致谢仪式，感谢医院的医生冒着风险，不辞劳苦为他进行手术，并对媒体透露了愿意身故后捐献遗体的想法。

医学院“大体老师”缺口大

在致谢仪式中，为史先生进行手术的胸心外科张石江医生表示，史先生的这种做法令他既惊讶又感动。惊讶的是，史先生在没有任何动员的情况下主动提出捐献要求，在病人中这种情况很少见；感动的是，史先生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愿意让医学生在自己遗体上动刀，真是无私。

遗体是医学生最好的老师，这已经成为许多医科大学和医学专业教授的共识。这种无偿捐献给教学使用的遗体，会用于医学院校学生解剖课程学习。一般来说，学生第一次参与完整尸体解剖时，老师会让学生对捐献者的遗体鞠躬致敬，并重温医学生誓词。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和感谢，医学生经常会把自己所在实验小组共用的遗体称为“大体老师”。

“现在医学专业实验用遗体的缺口非常大，我听说过一个班级共用一具遗体的情况。”作为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 ，张石江表示，该校的“大体老师”缺口很大。他告诉记者，在他的学生时代，学习解剖课程时大概是4人共用一具遗体，而现在的学生，已经很难享有这种资源。

南京医科大学解剖学系主任丁炯表示，解剖课程最理想的状态是2—4人共用一具遗体，而现在该校的实际情况是10人左右共用一具遗体学习。在南医大，每年最少要接收200具遗体才能基本满足该校本科生的教学需求，而如今，南医大每年只接收到70多具遗体。

登记者数千而捐献者寥寥

南京医科大学接收到的遗体，主要来自该校红十字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和南京市红十字捐献遗体“志友”办公室接收站。“志友”，是南京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共同名字，该组织接收的遗体主要输送给南京医科大学和东南大学医学院。

走进南京“志友”之家，83岁的赵玉坤老人正在热情地为一位有意愿捐献遗体的老人提供咨询，谈话期间，还有两位咨询者来电咨询。赵玉坤老人在“志友”做志愿者已经有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2000年以后，能感觉到来登记捐献遗体的人数明显增多了。如今，每天上午他们都会接到好多咨询电话，还要接待前来填表的申请者。在南京“志友”之家，每年大概会收到500多份申请表，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收到240多份申请。

南京申请捐献遗体的志愿者不少，这一说法得到了江苏省红十字会救护部部长聂城的印证。聂城告诉记者，总体来说南京是遗体捐献在全国做得相当早、也非常不错的城市，目前已经登记申请的累计有7000多人，且近年来呈现出上升趋势。在全省范围内，苏州、徐州、连云港、南通等城市的遗体捐献工作也陆续展开。

然而，虽然申请捐献者众多，但每年南京市实际接收到的遗体不过几百具。

南京“志友”之家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表示，“前来登记申请捐献遗体的群众年龄层出现分化的现象，以18—25岁的年轻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她表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将申请捐献遗体作为“成人礼”性质的仪式来举办，实际上他们距离真正的捐献时间还很遥远，所以尽管这样的申请不少，却很难对近年内实际的捐献数量产生影响。另外，有部分60岁以上的申请人去世后，子女不同意捐献遗体，这种情况下，“志友”会尊重申请人子女的意愿。

遗体捐献道阻且长

“子女不同意，确实是目前阻碍遗体捐献的主要因素。”聂城表示，遗体捐献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填写申请表时，需指定执行人，即在申请人去世后代为转交遗体的亲属，执行人一般是伴侣或者子女，若子女不同意，他们也就失去了执行人。目前，我省老人已经提出申请捐献遗体意愿，而子女不同意的情况，约占总捐献者的5%。更普遍的情况是，老人提出想法时就被子女拒绝，因此没有提出申请。

“就全省范围内来说，遗体捐献工作缺少统一规划。”聂城告诉记者，各城市捐献遗体主要由医学院接收，但我省并非每个城市都有医学院。在南京，南医大和东大医学院为主要接收站，在其他城市，分别有苏州大学医学部、徐州医学院、南通大学医学院、连云港康达学院等接收点。这四个接收站的条件也参差不齐，储存库的量小、遗体告别厅设施不完善等等原因，导致一些站点捐献者甚少。

另外，淮安、盐城等城市几乎没有遗体接收点。这些没有接收点的城市一旦出现捐献者，则缺少跨区域保障。比如，当淮安出现遗体捐赠者时，需要得到就近有接收点的城市当地民政部门同意，然后派出专门的车辆运送遗体，如果逝者是因为特殊疾病去世，还应做好防止传染病等措施。“这一系列程序非常复杂，申请者可能会望而却步。”聂城坦言。

遗体捐献要做好家属的抚慰工作，最好要有固定场所来举办纪念亲人的活动。这一方面也存在问题。2010年之前，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者纪念林落户在风景秀丽的栖霞山。栖霞山红景园内专门辟出一块200平方米的园地，但每年因为前去缅怀的人太多，场地拥挤不堪。之后，纪念场所迁往雨花功德园，但仍受场地所限，捐献者家属一直呼吁重建更大的纪念场所。“如果这种情形一直得不到改变的话，家属可能觉得缅怀捐献者不得体、不方便，渐渐地不愿意让亲人捐献遗体。”赵玉坤老人说。

南京出台相关条例草案

执行人范围局限于近亲、跨城市遗体捐献程序复杂、志愿者遗体捐献纪念场所太小等问题，让遗体捐献工作雪上加霜。目前南京遗体捐献工作面临的一系列困局，都必须依靠“立法”破解。

今年5月底，南京市出台《南京市遗体和人体器捐献条例》草案。根据《条例》规定，遗体捐献执行人可以是其近亲亲属，可以是其生前所在单位、居住地的社区居民（村）委员会，也可以是养老机构或者其他由捐献人指定的相关单位或个人。该规定大大扩大了执行人的范围，保证了老人的生前意愿得以实现。

《条例》还规定，南京市红十字会应当为捐献人设立统一的纪念场所，定期组织开展悼念活动。赵玉坤告诉记者，南京市西天寺已经被选择为下一处纪念场所建设处，该纪念场所占地1万平方米，可满足南京市捐献者家属参加活动。

“假如国家法律法规鼓励群众捐献遗体，并出台一系列保障措施的话，遗体捐献者会大大增加。”赵玉坤说。事实正是如此，6月初，“志友”接到南京市浦口区一位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表示，在看到南京市出台的《条例》后，他深感遗体捐献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愿意捐献出他的遗体。6月中旬，这位老先生去世了，因为天气原因出行不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亲自上门运送李先生的遗体。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遗体捐献的全国性法律，有关遗体捐献的法规和条例多是地方性立法。山东、上海、重庆、武汉、宁波等地在近几年相继出台了遗体捐献相关法规和条例，而这些地方性规定都大大鼓励了群众成为遗体捐献申请者。”聂城告诉记者，我省也正在酝酿相关的规范条例，主要用于统一管理省内的遗体捐献相工作，并在跨城市捐献时起协调作用。